1936年夏，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其撰写的《中国的西北角》一书中，对宁夏的大好河山、风土人情做了详细描述，尤其是提到一位宁夏籍名人张煦，他写道：“灵武有个叫张煦的人，时适作湖南巡抚，他看不惯张之洞的举动，给了他一封毫不客气的信”。“给官高势显的人写这样的信，胆量不小！”这位湖南巡抚张煦为什么要写信斥责自己的顶头上司、湖广总督张之洞呢？这位铁胆斥名臣的张煦，又有着怎样独具一格的家风传统？

　　张煦字蔼如、兰浦、南坡，号南浦，1822年（清道光二年）生于灵州（今宁夏灵武市）一个书香世家。张氏一族家风淳朴，品性善良，是远近闻名的乡贤。张煦的父亲张松年家教很严，要求子孙必须品德端正，他曾经教育张煦：“如果一个读书人不重视品德修养，那么就算满腹经纶，学富五车，也算不上一个有用之才。”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长大的张煦，逐渐养成了耿直、廉洁的良好品质。张煦自幼勤奋好学，熟读儒家经典，精通四书五经，读书时，就算窗外有再热闹的事情发生，他也专心致志，毫不分神。由于从小刻苦求学，张煦年仅27岁时就考中举人，32岁时又高中进士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。

　　张煦考中进士后，先后担任贵州镇远府（今贵州镇远）知府、贵阳府（今贵州贵阳市）知府等职，在贵州任职十几年。他在任期间，贵州人民安居乐业，社会秩序安定，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社会稳定地区。1875年（清光绪元年），在吏部三年一次的考核中，张煦因为才能、品德都非常优秀，被吏部评定为“卓异”。他在外为官多年，从来不因为别人比他官大就奉迎献媚，仍保持着耿直豁达、勤政爱国的传统家风。

　　1890年1月（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），张煦升任湖南巡抚。他担任湖南巡抚时，张之洞正担任湖广总督，管辖湖南、湖北二省，位尊权重，显赫一时。张煦是他的直接下属，归张之洞领导。但因为张之洞轻信传闻，对湖南政务中的细微末节之事，过度干预，连篇累牍地滥发指示，引起张煦的不满，他便写下了蜚声一时的《致鄂督张香涛书》，对张之洞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规劝。在信中，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：“公自命为国家理学名臣，才大望重，当为海内所钦仰，鄙人敢不敬服。然而好大喜功，惑于浸润，往往言不顾行，病在才优，于德无镇静功夫。以致遇事张皇，虎头蛇尾，言入即行，既行复悔，若再加以涵养，庶为完人。”并列举了张之洞一些举措失宜之事和好大喜功、言不顾行等诸多事实。信的末尾，他还严厉指出：“公若恃才傲物，以势凌人，人纵甘而受之，是岂海内君子所望于公者欤？弟深愿公为良臣、纯臣，不愿公为才臣、能臣。”可以看出，他毫不畏惧红极一时的重臣和顶头上司，其语言之尖锐，措辞之激烈，给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张煦不畏权贵的事迹广为传诵，一时成为清朝官场的佳话。

　　1892年8月（清光绪十八年闰六月），张煦又被调任山西巡抚。1895年9月，由于积劳成疾，张煦病逝于官署中，终年74岁。光绪帝听说张煦去世，特地颁发御制祭文，对张煦给予了很高评价。祭文中说张煦：“鞠躬尽瘁，臣子之芳踪；赐恤报勤，国家之盛典。尔张煦性行纯良，才能称职，方冀遐龄，忽闻长逝，朕用悼焉。特派祭葬，以慰幽魂。”当时用安葬巡抚大员的规格进行抚恤，又授予张煦光禄大夫的荣誉称号。等到张煦的灵榇从太原送回宁夏安葬时，沿路百姓扶老携幼进行祭拜，并请求张煦家属将其遗骨葬在关中大地。《清史稿》也专门为他立传，以表彰他的历史功绩。

　　张煦一生声名显赫、为官清廉。他的儿孙也继承了张煦耿直率真的优良品德和勤政爱国的传统家风，为国家、为民族作出了很大贡献。特别是他的次子张赞元，更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，为陕西的辛亥革命起义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　　张煦去世时，张赞元年仅12岁，但他聪颖异常，刻苦求学，秉承家训，以德行为先，传承了父辈优良的文化基因和勤勉爱国的良好家风。1902年，年仅19岁的张赞元与一批有志青年东渡日本求学，探寻拯救民族危亡的出路。在日本期间，他广泛结交立志救国的有识之士，受到了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，随后，他多次往返于日本和国内，积极宣传新思想，扩大同盟会的影响。继武昌起义后，1911年10月22日，张赞元等指挥陕西革命党人、新军和哥老会在西安起义，陕西四十余县相继响应，拉开了北方各省起义的序幕，动摇了清廷在北方的统治，有力地支持了南方的革命。

　　中华民国成立后，张赞元淡泊名利，远离官场，退居读书，研习碑帖。1931年，张赞元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委员，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，作为省政府要员，张赞元尽力活动周旋，为促使事变和平解决做了不少工作。因积劳成疾，张赞元于1939年9月15日去世，享年57岁。张赞元一生追求和平、民主及民族复兴，为辛亥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用自己的一生，努力践行着张氏家族勤勉求实、爱国奉献的优良家风。（作者：宁夏社会科学院副编审 王晓华）